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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角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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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羊角岩。土家族。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作品有诗集《鄂西倒影》、《蜜蜂部落》以及长篇小说《红玉菲》等十余部。诗集《鄂西倒影》荣获首届“湖北文学奖”等多项大奖、长诗《救救妹妹》荣获第十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银奖、电视诗歌艺术片《清江倒影》荣获第六届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红玉菲》产生较大社会反响,被专家们称为“一部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斗史和心灵史”。曾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第十一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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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8.《文艺报》专版推介《红玉菲》  

2009-01-08 20:49:41|  分类: 社会反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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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文艺报》在第三版专版推介本人长篇小说《红玉菲》。

         标题为《一部新时期农村知识青年的奋斗史和心灵史——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作品研讨会纪要》。全文如下:

      作家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湖北省作协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梁必文与来自北京和湖北的文学界人士胡平、艾克拜尔·米吉提、叶梅、白描、包明德、牛玉秋、何向阳、李建军、赵志忠、尹汉胤、石一宁、肖惊鸿、江岳、陈哈林等出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主持研讨会。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宜昌市文联、长阳县委县政府等单位和个人发来贺信。
  羊角岩本名刘小平,土家族,以曾荣获首届“湖北文学奖”的诗集《鄂西倒影》步入文坛。研讨会对羊角岩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红玉菲》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认为《红玉菲》实现了作者从诗人向小说家的成功转型,是一部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斗史,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且具有强烈的道德震撼力和良知感召力。本报兹刊发与会人士发言纪要。   
                                                         ——编 者
  
  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今天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湖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研讨会。土家族作家羊角岩原名刘小平,是著名的土家族诗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红玉菲》作为作者涉足长篇小说的开篇之作,使我们抱以极大的期待。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作家羊角岩创作收获致以热烈的祝贺!
  长篇小说《红玉菲》以和主人公命运相关联的三个主要女性的名字“红”、“玉”和“菲”作为三部分的标题,以此串起主人公的人生遭际。作品开篇即以宏阔的描述、迷幻的梦境,讲述土家族传说中的巴人始祖廪君和盐水娘娘的爱情,为我们营造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爱情氛围。就在这样的民族风情和爱情氛围中,作家展示了鄂西清江河畔盐阳村的土家族青年田浩禄和三位女性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的情感史,同时也是他个人的奋斗史和成长史。这部小说虽写了男女爱情,但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视野远远超越了男欢女爱的层面,而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历史内涵。作品通过田浩禄和“红玉菲”们的爱情悲剧,对封闭时代的社会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揭示,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和批判意味,呼唤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作品通过田浩禄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折射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
  这又是一部具有道德力量和良知感召力的作品。田浩禄的梦想与困惑正是一代中国农村青年所共有的,即走出贫困闭塞的乡村,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他一生的悲欢离合都和这一梦想难解难分。田浩禄从走出乡村的最基本的欲望,最后成长为一位胸襟开阔的实业家。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了一个人的财富神话,不如说是写了在生存的挣扎中一个人内心的成长,田浩禄从最初的个人恩怨中走出来,在走过了一段泥沙俱下的人生“原始积累”过程后,进入了一个反省的时期,对覃怡红不幸的婚姻、对向明玉的死,他都勇担其责;对郑菲菲带着赎罪心理的投怀送抱,田浩禄也显示了一种坦荡和尊重。因此,这部小说既对人性坦诚面对,又表现了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认同。
  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凸显了作家的特色。作家擅长讲故事的能力在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全书以田浩禄的个人命运遭际和奋斗历程为中心,以他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为线索,布局不枝不蔓,层层展开,引人入胜。因为羊角岩对乡村生活的熟悉,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都带着人间的体温和大地的气息,栩栩如生。作者擅长把握人物和人物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凸现出每个人的鲜明个性。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作家对土家族的民风民俗烂熟于心,作品中大量的土家族民谣、传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民族文化气息,显示了作者采撷民间文化宝藏以营造自己的艺术境界的自觉。
  当然,我认为,《红玉菲》的创作特色远不止这些,它给我们的启示也远不止这些。我相信,通过大家的深入探讨,对这部作品会有新的认识,对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提升,对作家本人思想和艺术修养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助益。
  最后,我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期待羊角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梁必文(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
  羊角岩是我省优秀的土家族诗人和作家,其诗集《鄂西倒影》获首届“湖北文学奖”,《红玉菲》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写诗转向写小说,这既是作者文体转变的主动,也是诗人长期生活积累需要倾诉的必然。应该说,羊角岩呈现给我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是成功的、厚重的,显示了作者有驾驭长篇小说创作的能力与才华。
  《红玉菲》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既凄美又涩苦的乡村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田浩禄与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揭示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农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奋斗历程,以及被那个特定时代所扭曲的生活和心灵,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以田浩禄为代表的一代农村新人形象。作品饱蘸深情,情感真挚,故事曲折动人,语言质朴平实。特别是作为一名基层业余作者,长期葆有一股旺盛的创作激情笔耕不辍,努力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特别是关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命运与疾苦的精神,是值得大力弘扬和充分肯定的。借此机会,我要向中国作协及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湖北作家创作的关注与重视,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兼《中国作家》主编):
  第一,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巴山县一群青年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但实际上它折射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这部作品自有其特殊意义。第二,中国现在有两亿农民工在不同的城市奋斗着,实际上《红玉菲》也是一部青年农民工的奋斗史,有它独特的认识价值。第三,《红玉菲》书写了一种对于农耕时代传统文化和情感的珍贵记忆。《红玉菲》中的几位男女,他们的童年在乡村,下河摸鱼,包括被水蛇咬指头,这种记忆在一批进城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中,已经不再具有这种记忆了。他们跟家乡之间的情感联系会越来越少。那么这部作品中的情感记忆就非常有价值。中国要在2020年真正实现小康,那就要让更多的农民成为田浩禄,进城得到发展,然后剩下一批种田能手,但是这样又会有一个彻底的颠覆,就是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传统文化的记忆和情感的颠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进程,包括田浩禄后来帮覃怡红举家迁移到城里后,覃怡红的女儿楚辛突然做出向田浩禄示爱的惊人之举,正说明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有它的震撼力和它的意义的。

 
  叶   梅(《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
  《红玉菲》整体上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一个农业化的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痛苦的裂变,作品总体上是成功的,是一次带着痛苦的成功的裂变。其一,体现了三十年来一批农村青年、一批民间人物改变命运的追求。户口在今天看来,好像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了,但是在若干年前,它确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多少人为这个身份问题牺牲了爱情,扭曲了人性,一辈子惨淡无光。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不再那么严重,但这恰好说明小说中人物的成长与社会的成长是同步的。其二,这部小说体现了社会或者说农民在盐阳村这个土家族地区的观念的裂变。田浩禄当年想改变个人的命运,但到了后来,他想改变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改变了好些其他人的命运,这些都说明观念在裂变。其三,这部小说的成功和它的不足同时并存。作品中有不少地方体现了人物和他的认识的局限。这主要是指似乎没有从“小我”中跳出来成为一个“大我”,没有一种更宽广的胸怀。

  白   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红玉菲》很有一些路遥作品的痕迹。路遥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人民性,他对普通劳动者那种深深的爱,对土地那种深深的感情,对故乡那种深厚的感情。羊角岩作品也有这个特征,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路遥是个很有心劲的人,他做事情一定要做成,他作品中的“草根”人物也都有这个劲儿,感染了一代人。羊角岩这个作品也有这个特点。田浩禄这个人,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于真善美的一种歌颂,一种追求,一种向往,《红玉菲》是他的奋斗史、成长史、心灵史。
  这个作品中还有很多感人的人物。比如说母亲、姐姐、高老师。高老师尽管很现实,为了女儿的一生幸福,而不愿意让她嫁给浩禄这个没有非农户口的农村青年,要拆散他们,包括她跟浩禄一起对她女儿覃怡红说谎,说他占有了向明玉,而让女儿跟浩禄断绝关系,这都是很生动的。我觉得她作为母亲是可以理解的。而她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对穷人家的孩子有一种真心的爱,并给予了真诚的帮助,读起来都很感人。覃怡红的丈夫,那么一个瘫痪的人,也写得很感人。浩禄的小舅子和慕容聪合谋陷害田浩禄,读起来毛骨悚然。

  包明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
  我读这部作品,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一直读到凌晨六点钟,我才在激烈的绑架案中意犹未尽地读完作品。这说明这部作品确实把我吸引住了,非一口气读完不可。首先,我感到这部长篇作品在构思上非常精巧,结构上很有创新,情节上很引人入胜。它的文学性、故事性都很强。看得出作者对《金瓶梅》《红楼梦》都是比较熟悉的,有阅读经验,在创作上也借鉴了《红楼梦》。他写三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田浩禄的感情纠葛,但没有多少性描写的笔墨,写的是比较纯洁美好的情感、心理、良知、道德等因素,写得也非常真实,里面没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丝丝缕缕,环环相扣,可读性是很强的。他写了田浩禄的奋斗的历史、成长的历史、情感的历史,真切地描写了中国社会转型和生活变化中中国农民的自我调整和道德的坚守,最后我们看到的田浩禄是一个事业上成功、修养上成熟,性格也更加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农民工的具有标识性的人物形象。这部作品具有通俗经典的文学内涵、文学品位。第二点,觉得羊角岩的创作是百姓写作,是“自己的写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负重前行,默默进取的当代风貌。第三点,作品语言生动流畅,描写细腻真切。比如覃怡红如何忍受老公在她的身体上发泄,那种灵肉分离,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向明玉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虽然我不干净,但我是清白的”,她那么苦难的遭遇,她就是不说,因为她怕田浩禄做出莽撞的事情,而把这些事情一个人承担着,也很感人。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红玉菲》这部作品是站在中国前改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样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叙述了处于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几个农村青年的命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农村青年田浩禄,因为所谓“海外敌特关系”而沦入生活的最底层,备尝人生的艰难和生活的苦涩,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人格解放的过程。这部小说跟路遥的小说《人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处理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是很多小说面对的一个主题。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其实是由你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生活状态和人生路向,但任何人都必须在时代所能够提供给你的空间里作选择。
  但是,当我读到大约133页的时候,突然发现作者把时代与个人的关系的叙事主题,转化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样一个简单的叙事模式里面来了。显然,土家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民族,《红玉菲》里面所表现的自我克制的奉献牺牲的精神,在女性的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去写女人的情感。如果处理得好,就站住了,就是好作品;如果处理得不好,就是失败之作。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地方的描写比较简单化,陷入中国传统小说“消极叙事”的最为常见窠臼,那就是,女人完全被当做道具,她们总是为男人牺牲,而且这种牺牲却是匪夷所思的,既不合事理,也不合情理。书中的几个女人跟男主人公的关系,在我看来,都是不够正常、自然的。关于爱情的描写,我会经常想到巧珍在月光下对高加林的表白,她很爱恋地看着他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我妈还亲。”这是一个初恋的女孩子非常自然的一种情感,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一句话,我们会被深深地打动。但是,在《红玉菲》中,就很少看到这种真实自然的情感表白。我在这个作品中看到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个影子,往往只有一个性格层面,写得非常简单。
  当然,小说写得是很用功的,很多地方也很精彩,作者有很强的叙事能力,但是,如何避免简单追求传奇性故事性而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开掘,向生活的深处去开掘,这是对作家的很大的考验。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是小说的生命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作家是否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

  牛玉秋(原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对于小说的评价,确实因为各人的审美趣味不同而接受起来会有很大的感受上的差异。我读了《红玉菲》后,觉得从一个诗人转型到写小说,一个基本的定位觉得是成功的。我从两点来看,第一点,它基本符合小说“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艺术规律。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里这样的一个青年田浩禄三十年来的人生道路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缩影。从这一点上来讲,它应该是成功的。
  第二点,我觉得小说人物是有新意的。田浩禄命运的沉浮除了取决于社会潮流之外,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小说的作者是土家族,小说写的是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故事,小说中穿插着很多土家族的神话传说、民歌民谣和风俗习惯。主人公田浩禄就生活在土家族民族文化的环境之中。这就使得他的性格在文化基因上有着许多不同于生活在封建文化积淀厚重的西北的高加林的特点。所谓文化,有时是有形态的,有时是无形态的。无形态的文化就溶解在带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在田浩禄的行为举止中,就可以品出他跟汉文化些微不同的东西来。这种不同,其实是一种最深邃的文化,它不是非得贴上土家文化的标签。在田浩禄的性格中比高加林多了一些柔性的、温情的东西。高加林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有的批评家说《红玉菲》没把人性的东西推到极致,我的看法不同,因为推到极致就意味着要像高加林那样野心勃勃出人头地,而土家人的性格中可能就是像田浩禄这样的柔性的、温情的东西。田浩禄就是这样简单,就是只想着要离开农村,在他眼中,一个商店的售货员都高不可攀。这就是不一样。而生活在男性中心文化积淀深厚的环境之中的高加林,有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在奋斗过程中他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巧珍的牺牲和奉献。田浩禄在与女人的关系中则还保留着两情相悦的基本性质,不管他落魄时还是发迹后,他与女人的关系都是以情为基础的。他爱覃怡红爱得始终如一,当初写分手信虽然造成了两人一生的婚姻家庭悲剧,但那是以成全对方、牺牲自己为前提的,这一点高加林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在他成功之后,对于处于弱势的覃怡红仍能保持着一份尊重,这也很难得。当然他也有弱点,在与向明玉的关系中他就显得很残酷,但那是基于无爱的残酷,虽不能让人认同,但多少还可以理解。而他在郑菲菲的美色与真情面前,能够抵御住诱惑、保持一份清醒,就更可以看出他在感情上的专一了。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无论是他在强势威压下的坚持(对范勇),还是在灾难临近时的承担(对向明海),都显出可贵的道德底色。这种底色(不是底线),就是土家族文化的一种非常具体的体现。所以田浩禄是一个让人感到更为温暖、更好接近的高加林。而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正是人物的新意之所在。

  赵志忠(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羊角岩的作品跟以往的土家族作家作品有一些不同,他更关注当代人,他在时代性上把握得不错。我们正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羊角岩的作品关注农民工大潮,是对三十年民工潮的一个缩影、一个总结。其次我觉得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农民形象,或者说是农民企业家的形象。我认为《红玉菲》是一部当代的土家族版的《红楼梦》。这个作品融进了众多的土家族文化的特色,这是他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主流文学关注农民的命运,我们的土家族作家也同样关注山区世世代代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这一点,我觉得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当中,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当中都应该有他的地位。他写了爱,他的故事性很强,很流畅,表现了当下的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其节奏落在了时代的点子上,这是他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

  尹汉胤(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文学处处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
  刚才大家提到《红玉菲》很好看,而且通过浩禄的奋斗成长经历,折射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这一点我也同意,但是如果更高地要求的话,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探索人的心灵的东西少了一些。浩禄的农业户口使他跟非农户口的人划开了等级界限,这使得他放弃了对怡红的爱情,造成了怡红一生的不幸。浩禄跟向明玉的爱情则相反,向明玉为了他的幸福牺牲了自己。浩禄跟向明玉结婚了,婚后他作为农民的局限性又表现出来了,他作为一个被戕害者,却把向明玉的幸福也给戕害掉了。这里的故事很精彩,可以写很好,但是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往里开掘,恰恰只是把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东西搬到小说里来,写了社会上经常能看到的一些现象,没什么新鲜感。这个小说,应该在探索心灵和国民性包括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的心灵落差方面表现得更好。这里面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功力问题。

  石一宁(《文艺报》评论中心主任):
  《红玉菲》最可贵的一点,是它虽然有苦难叙事,但更是一个奋斗故事,一个励志故事。政审扼杀了田浩禄升学的希望,户口破灭了他当一个体制内工人的幻想,也摧毁了他的爱情,僵化的两性关系观念还导致了他跟向明玉的婚姻悲剧,身份的卑贱使他屡遭陷害,还坐了四年牢,这些足以毁灭一个人对生活的信心的苦难,他一一扛住了,熬过来了。小说叙述苦难,不是为玩味和展示苦难,而是为了超越苦难,是在励志,但又不仅仅如此。作品有着更深刻的人性的意义:它展现了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是多么强大。
  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值得肯定的追求,就是它贯注和充盈了道德的力量。作品并不是把田浩禄作为道德的化身,作品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实际上田浩禄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在与向明玉的夫妻生活中,他对两性关系的狭隘的情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但作者写了他的忏悔和负罪感。在他和覃怡红、郑菲菲的关系中,作者也设置了道德的底线。田浩禄跟覃怡红虽然旧情复萌,虽然两情相悦,但道德上的负重使两人不能终成眷属。郑菲菲虽然爱着田浩禄,但田浩禄总是以他的真实的情感来衡量和处理跟郑菲菲的关系。小说正是通过主人公的情感生活中的道德思考来表现人物的人格的成长。即使是对曾迫害自己与家人的仇人马必贵,田浩禄也能克制住自己而在母亲的葬礼上向他行礼,这是在道德和人格上已经成长、成熟和强大的人的表现。这样的人追求的是正义而不是以牙还牙、快意恩仇。小说所表现的这种道德力量和情操,我觉得对正面临着道德危机的当下社会是一种冲击,对读者会有一种震撼。
  读完这部小说,我觉得作者在创作中还有一种冲动,即他要追寻和表现土家族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又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其他兄弟民族的精神是相通的。它不仅在土家族的读者中,而且在其他民族的读者中,我相信也能引起共鸣。读了羊角岩的这部作品我更坚信一点,即少数民族作家应该重视表现本民族的生活,重视开发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要探索和表现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才是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最大保证。

  肖惊鸿(博士、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
  如果《红玉菲》只是写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难免流俗,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爱情不过是外包装。在爱情的覆盖下,涌动着社会变革的潜流。小人物大天下,这是一个人的小说,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小说的主人公田浩禄很多年都在为摆脱农民身份而打拼。田浩禄的人生,并不受爱情的左右,他的每一次命运变化,都伴随着身份的改变和确认,或者说他的身份的确认决定了他的爱情的走向。这是羊角岩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所在。作者着力塑造的一号人物田浩禄是真实感人的,他深刻地揭示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人公的坎坷命运,然而“农民”二字像脸上的黑痣一样鲜明得无从遮挡。他因为农民身份而痛苦挣扎,他的爱情一次次地因此而失败。田浩禄是那个时代农民工的代表,他的经历代表了一代农民工的奋斗史,所以这部小说表达了农民对于体制变革的内心渴望,这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对于第一次写小说的羊角岩来说,已经是十分可喜的收获,我期待他写出更好的作品。

  江   岳(湖北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
  《红玉菲》有一个以情爱为线索的故事框架:农村青年田浩禄的生命历程中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以此作为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这也许是一个俗套,图书市场上有大量的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就在这个俗套中,作者有自己的不俗追求。其一,肯定了世俗生活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其二,作者并没有一味地以情爱写情爱,而是赋予了情爱以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这包括,农村青年从解决自己户口问题入手追求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的发展。涉及到社会转型与企业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民向何处去的思考。其三,作者是一个土家族作家,在展开上述描写时,注意了土家族民情风俗的融入,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尽管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充满爱恋和同情,写了他的正直和善良,但也写了他的一些不足,而且还写了身上的一些似美似丑的不确定的“不美”因素——人性的整体。这就启示我们,对小人物的描绘是可以超越一味地同情和赞美的。造成小人物痛苦与不幸的根源的不仅有社会历史外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仍然有着借鉴意义。总之,不论是小说主人公在世俗生活中的不俗追求,还是作家羊角岩在小说艺术上的不俗追求,以及两者交织在作品中形成的矛盾张力,使得这部作品获得了成功。这是诗人刘小平向小说家羊角岩转型的尝试的成功。我祝愿他在今后的创作中将诗人的诗意转化为真正的小说的诗意,让自己的诗的魅力成为提升小说艺术的翅膀。
  (本版纪要由陈哈林根据录音整理)
  
  
  我的爱永远属于清江
  □羊角岩
  感谢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北省作协以及我家乡湖北长阳县委县政府各位领导的重视支持,使我在北京举办长篇小说处女作《红玉菲》研讨会的梦想得以实现。感谢北京各位文学评论家在百忙中研读拙著并莅临研讨会。感谢各路媒体朋友关注支持。
  1999年6月28日,在北京中国作家活动中心举办过我的诗集《鄂西倒影》(作家出版社)研讨会。今天我带来的则是我历时三年创作的30万字长篇小说处女作《红玉菲》。最初我写的是一个中篇,投给《民族文学》杂志,编辑杨玉梅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长篇小说构架,我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我就大胆地将它扩展成了长篇。初稿杀青后,修改得比较艰苦,七易其稿。修改过程中有幸得到了武汉大学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於可训老师的指导。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长江文艺出版社以及我的家乡长阳县委、县政府等多方支持。2008年11月26日,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和武汉市文学艺术研究所在武汉传媒学院举办了《红玉菲》出版座谈会。武汉会议上,专家们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和鼓励,认为写出了“一部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斗史”。借此机会,对上述关注和支持过《红玉菲》的各方领导和朋友一并表示感谢。
  我清醒地知道《红玉菲》只是我的转型之作,因而不敢奢望北京的专家学者对它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丑媳妇总是应该见公婆的,我就这样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闯劲儿,把《红玉菲》呈交给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我所期待的是专家学者多给批评意见,多指出我在作品中存在的明显问题以及今后创作的解决方案,这样就能使我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使我有信心将下一部作品写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特别想表达的是,家乡的土地和清江以及独特的土家族历史文化滋养了我的人生,给予了我丰富的写作资源;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才使我的创作有较好的环境条件;是家乡众多朋友的关爱才使我获得了勇气、力量和信心。贾平凹用他的《秦腔》为他的家乡竖了“一块碑子”,而我从诗集《鄂西倒影》到长篇小说《红玉菲》都是在表达我对家乡的感情。在我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我想我只有一个创作的母题,那就是“爱与清江”。今后,我还要用我的一生以及全部的创作激情来回报我的家乡人民,我的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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